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7月）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走过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在这90年里，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顽强奋斗，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逐步具备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探讨建党问题，并得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帮助。1920年８月和10月，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别成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在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制定党的革命纲领。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1922年１月到1923年２月，党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并掀起第一个高潮。党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带着这些经验教训，投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运动。
２、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大革命（也称国民革命）运动，是1924年至1927年间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目标的席卷全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23年６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１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阐发了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1925年１月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同年５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同年７月，成立了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７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目标直指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当时的响亮口号。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也日益突出。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加紧反共分裂活动。蒋介石逐步控制军队和政权，实力迅速膨胀，反共面目公开暴露。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４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1927年４月底至５月初在武汉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在党的建设方面有突出建树，但未能在革命紧要关头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陈独秀等人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大革命中党经受了锻炼和严峻考验。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人民大众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快发展，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为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3、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从１９２７年８月至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党在逆境中奋起，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变。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党随后发动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地区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不足，但大体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革命运动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１９２８年下半年至１９３0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随着斗争的发展，党领导创建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地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红军中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瑞金举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１９３０年秋到１９３３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随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
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起，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也相继进行转移。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沉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跋涉大草地，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红一方面军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战略大转移。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陕甘地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４、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
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党中央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阶段。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党领导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促进下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方向发展。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改编后的人民军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军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气壮山河的斗争。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持久战和实行人民战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ｌ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和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
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根据地建设，提高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１９３８年９月至１１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０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鲜明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全党从１９４２年开始进行整风。ｌ９４５年４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侵略者。１９４３年后，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敌后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再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随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接受７月２６日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于９月２日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９月３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中华民族为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１９３７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且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１３２万人，民兵发展到２６０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１００万平方公里，人口近１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５、领导解放战争，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达成“双十协定”。１９４６年１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最终撕毁政协协议，于ｌ９４６年６月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党制定粉碎国民党强大军事进攻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各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中原军区主力成功突围。各战场捷报频传。人民军队８个月内歼敌７１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从１９４７年３月起，国民党军调整部署，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挫败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西北，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西北野战部队与敌军周旋，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胜利，初步改变西北战场的局势，为转入反攻奠定了基础。１９４７年６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鲁西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１９４７年１0月１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各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１９４７年７月至９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热潮，取得巨大成绩。到１９４８年秋，在１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关系，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负战争勤务，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以及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很快发展成为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遭到国民党的仇视和残酷迫害。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先后在昆明、西安被害，许多民主党派成员被逮捕或绑架，１９４７年１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曾经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政治主张彻底破产。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鼓舞、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逐渐发生政治上的转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１９４８年４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纷纷摆脱阻挠，通过多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１９４８年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１９４８年９月，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为了表达和平意愿，党仍然同意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３日，国共谈判开始在北平举行。４月２０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４月２１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４月２０日夜至２１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于４月２３日解放南京，延续２２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四五月间，先后解放太原、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和上海。７月上旬，解放浙江全省（除舟山群岛外）。８月，攻克福州、兰州，湖南省和平解放。９月，攻克西宁、银川，新疆获得和平解放。九十月间，解放军向广东、广西进军。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９年３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６月１５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全面展开。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政协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起临时宪法作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９月３０日胜利闭幕。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为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经过２８年牺牲奋斗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不断力加强自身建设并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取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政治团结。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武装斗争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外国革命力量的援助。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取得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更漫长更艰难的征程。
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艰辛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这为党继续前进、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２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下午３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在天安门前通过。群众游行的队伍高举红旗，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从此，在中国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中国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从而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人类和平、民主、正义和进步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继续作战，基本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１９５１年５月，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实现除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普遍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到１９５１年９月底，全国的大行政区、省、市、县直到基层的各级政权机构基本建立起来，人民政府有效地开展工作，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统一、集中高效的国家政权体系。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物价。1950年６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１９５２年底，中国大陆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全社会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包括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颁布实施婚姻法，实行新婚姻制度，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社会病害，净化社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１９５０年起，相继开展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运动，巩固了国家政权。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新中国刚成立就迎来建交高潮，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到１９５１年底与２０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１９５３年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建设事业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全国工农业生产１９５２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工作。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如李四光、华罗庚、老舍等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古老的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喜人局面。
２、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完成，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１９５３年６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１２月，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对这条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及实现工业化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党面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必然选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１９５３年起全面展开。党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以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始实行粮食、棉花、棉布、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１９５３年起，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五”期间，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１００年。“一五”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１８％，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４.５％。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１９５７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扎实向前迈进。
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在基层普选和直选的基础上，全国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全国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任务结束。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政协章程，明确了人民政协长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性。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推进。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入新阶段。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并发挥积极作用。
到１９５６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３、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又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４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９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定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标志着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
１９５７年春，毛泽东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整顿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问题，全党从４月下旬开展整风运动。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在进行坚决反击的同时，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７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的失误和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１９６０年冬起，中共中央继续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随后中央又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到１９６２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６３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１９64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５年１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１９６５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６年，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则继续发展。１９６２年９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５年初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１０年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虽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以１９６６年同１９５６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３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到１９６５年底，我国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６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７０倍。１０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4.9倍，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１９６５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这１０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的情沉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十年里，党领导人民打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和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和系统化以致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１９６６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迅速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错误改组，使“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内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虽然这次事件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但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九大到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ｌ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特别是对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后，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继续“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但一些被打击迫害、被排斥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谭震林等，在党的十大上重新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第三阶段是从党的十大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１９７４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１９７５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周恩来逝世。同年三四月间，全国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即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７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朱德逝世。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９月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１０月６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不懈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成昆、湘黔等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对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负有主要责任，但这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和错误。这是在前进中发生的曲折，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其中的深刻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吸取，最根本的就是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三、实行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１９７８年ｌ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１、历史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作。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开始进行。１９７７年７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被错误撤销的全部职务。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在２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没有完成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１９７８年二三月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相继举行，政协恢复正常活动。工农业生产混乱状况得到扭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招生制度在１９７７年秋恢复。中共中央在１９７８年３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知识分子的地位、科学教育的作用，重新得到全社会的肯定和重视。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
在党和国家工作转向正常发展的进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短期内不容易消除，又受到“两个凡是”①的限制，党还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错误，结果导致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国内外大势呼唤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战略抉择。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１１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突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成为实现伟大转折、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①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开展全面而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同时，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后，党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作了阐述。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并停止使用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邓小平还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的基本内容。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关系，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党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３００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党还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纠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到1980年６月，全国共有５４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得到推进，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部门也相继成立了纪律检查机构。各级纪检机构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作为根本任务。１９８０年２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１９８０年８月ｌ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此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党加大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力度，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陆续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与此同时，许多老干部主动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经过机构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开始改变。
经济工作中，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成效，农村和企业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中共中央首先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重新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调整全面展开。经过努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贵任制逐步推行。邓小平对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１９８0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明确肯定，在政策上积极引导。农村改革得到有力推动，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进行试点，主要有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等。经济责任制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随后，就业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系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创办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创新性实践。从１９７９年４月开始酝酿，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１９８0年５月，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昔日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短短几年就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城乡集体、个体经济及“三资”企业等新的经济形式陆续出现，逐步形成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导、其他经济形式为补充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国家重新呈现勃勃生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
２、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中指明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和鲜明旗帜。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明确了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二大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１９８７年，乡镇企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增强。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１９８７年，全国已有８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三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日益增加。
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１９８４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广州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从１９８５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２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１９８５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改变了统购派购制度，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１９８３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中央作出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8月作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８６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八六三”计划），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党的十二大的要求，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得到全面推进。ｌ９８２年１２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伐加快，初步形成以宪法力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１９８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进一步规范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ｌ９８６年９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有力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从ｌ９８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７年５月，分期分批进行全面整党，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干部离退休制度逐步建立的基础上，ｌ９８５年９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使中央领导层在年轻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党还在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训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对外政策。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对我国所处的时代条件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在对外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党还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同许多国外政党或组织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一国两制”构想，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首先被应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分别在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８７年４月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将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和ｌ９９９年１２月２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全面改革的推进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国民生产总值从４４７0亿元增加到８５６８亿元，平均每年增长１0％，超过原计划４％—５％的速度。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3、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经受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强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会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了明确概括，确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８年，我国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为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如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价格双轨制造成经济秩序较乱等，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１９８８年夏，全国通货膨胀加剧。９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整顿经济生活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进一步推进的时候，１９８９年春夏，北京等地发生一场政治风波。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风波。１９８９年６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顺利交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从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入手，认真克服一度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采取措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继续把治理整顿作为重要任务，一些领域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改革开放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９0年４月上海浦东开发启动后，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浦东的开放开发，是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到１９９１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增长，外贸实现顺差。治理整顿工作以取得显著成效而基本结束。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顶住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开辟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面对复杂国际形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并及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党和政府坚定贯彻这个方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正常关系。从１９９０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到１９９２年，中国已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不仅没有在压力下屈服和孤立，而且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七五”计划到１９９０年底胜利完成。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７４００亿元，国民收入达到１４３００亿元，均超过计划指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社会主义中国在经受住严峻考验后，更加扎实地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４、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世界局势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一个紧要关头。１９９２年ｌ月至２月，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谈话的中心内容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１９９４年起，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２７００多家国有企业开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等有益探索。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相继放开。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逐步推进。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主要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党和政府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1９９５年９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与此同时，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大起大落。到1９９５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国内生产总值到２000年比1９８0年翻两番的目标。到２000年底，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１９９６年１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个决议的贯彻，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１９９４年９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１９９５年１月３０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经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一系列准备工作，１９９７年７月和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中国政府分别如期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５、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令世界关注。对此，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同年９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为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进一步具体化。
按照党的十五大的部署，党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应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１９９７年下半年起，面对由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波动，党和政府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有效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危机作出积极贡献，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１９９８年夏，中国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军民，万众一心，顽强奋战，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的胜利。中共中央还根据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潮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时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走出去”等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２００ｌ年１２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是对外开放取得的新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提出到２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１９９９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扩大基层民主在全国开始普遍推行，城乡基层自治蓬勃发展。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转变职能，１９９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为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作了有益探索，向实现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１９９0年１２月，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１９９３年１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提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在这个总要求和总方针指引下，军队和国防建设以“打得赢”、“不变质”为目标，在各个方面持续深入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快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面向２１世纪的外交关系。开展空前活跃的首脑外交，同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定期会晤和磋商机制。同世界各国政党广泛合作，使政党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全局。建立起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格局，对外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全党共有７０万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在２１世纪初，江泽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２１世纪完成自己的庄严使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了十五大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对外工作、党的建设等提出明确的任务和部署。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２００３年春夏，党领导人民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的矛盾，明确要求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新的认识成果。
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２０04年起，中央连续颁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作出部署。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存在２６００多年的“皇粮国税”，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积极开展国防、外交工作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人民解放军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履行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发挥了抢险救灾的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中国政府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２００５年９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呼吁各国人民携手努力，为实现人类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党和政府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贯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根据港、澳发展的新形势，实施了一些重要举措，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党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应对台海局势新变化，采取一系列重大而积极的步骤，反对“台独”、维护国家主权，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积极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努力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２005年３月，胡锦涛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同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一年，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２006年４月，胡锦涛发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的四点建议。２008年１２月，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３０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海峡两岸“三通”基本实现，两岸关系发展掀开新的一页。
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２004年９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２00５年１月至２006年６月，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显著成效。中共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注重反腐败制度的建设和创新，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预防、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方针，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２00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共中央还出台一系列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不断充实和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提出并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007年１０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系统总结了过去５年的工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来自国际国内和自然界的严峻挑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和谐、安定、团结大局得到巩固和发展。
2008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这一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勇夺取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积极参与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各种努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党分批开展。１０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部署。
2009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这一年，我国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继续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加快推进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明显成效，推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健康开展，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９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研究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0年，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应对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胜利完成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动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功举办２０１０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显著进展。１０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未来５年的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总体部署，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目标归结为继续实现在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继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八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与此前发射的天宫一号成功交会对接，至此，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掌握太空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为开展更大规模的载人航天活动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真总结了文化改革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明确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
8、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012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1日在京召开。会议强调了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6月，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召开。两年多的创先争优活动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这个总要求，在全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八大提出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要把它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大会提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一宏伟目标和全面部署，是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的宣言书，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动员令，对于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我国将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将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